今年是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两弹一星”之祖叶企孙先生百年诞辰。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学者，本刊特邀黄延复先生撰文志念。
叶企孙是我国近现代最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也是我国现代科学事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原名鸿眷，1898年7月16日生于上海。早年曾就读于上海敬业中学，1913年第二次考入清华时改名企孙。
叶企孙自幼聪颖过人，并具有高尚的志趣、强烈的求知欲和深严的治学功力。早年在清华学校读书期间，就以17岁的年龄和高中二年级的程度，在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完成了诸多的学术著作。如《中国天文学史》（用英文撰写）、《考证商功》、《中国算学史略》、《孙子算经择粹演代》、《刘徽九章择粹演代》、《九数通考择粹演代》……都是他这时期完成的学术专著。留学美国期间，他作出两大贡献——第一是在导师指导下，用X射线衍射实验正确测定量子力学中的基础数据普朗克（Planck）常数，这一数据在国际上曾延用了长达14年之久，并且经过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证实、量于力学的建立和发展、核裂变的认识和利用等许多近代科学的考验。只在50年代才通过“汗牛充栋”的实验数据的系统分析，才增加了一位数字而形成现在的5位数字，但公认的可靠数字仍是叶企孙的4位数；第二则是在哈佛大学独立完成流体静压对铁、镍、钴磁导率的影响一课题。1924年春回国，短时间出任南京东南大学副教授后，即于1925年秋应聘来北京清华任教，亲手创办和组建起曾蜚声中外的清华大学理学院和物理系，并且通过它们直接或间接作育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高级科技人才。有这样几个有趣的统计数字：在新中国研制“两弹一星”的主干人物如王淦昌、钱三强、彭桓武、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黄祖洽、于敏、唐孝威、汪德熙、胡仁宇、何泽慧等，都是他的学生或及门弟子（有的则是他弟子的弟子）。其中被国外报刊称为“中国的奥本海默”的头号功臣王淦昌，是经过他耳提面命才选定自己的学术道路的。无怪有人说：“如果王淦昌可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话，叶企孙则可称为‘中国两弹一星之祖’了。……”又，中国卫星上天后，曾评出过一批功臣，名单所列前五名依次是：赵九章、钱骥、钱学森、王大珩、陈芳允，其中除钱骥外，又都是他的学生。
叶企孙不但学识深厚，而且品德高尚，他集爱国志士、科学家、学者、儒士、哲士、事业家等多重品格和风范于一身。他视同人如诤友，视学生如子弟。在30年代清华理学院长任内，两次将理学院长的职位揖让给吴有训；他终生未婚，把优厚的工薪收入几乎全部贴补了他的学生。当年有许多生活困难的学生和经济发生暂时困难的同事，曾常年住在他的相对比较宽敞的住宅里。……1948年以前历任南京东南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兼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长、清华研究院研究所委员会主席、清华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代理校务等职；并曾任前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院士、评议员，中国物理学会会长、中华全国“科联”全国委员会常委兼计划委员会主任……等职；1948年以后，历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后改称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金属物理及磁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等职。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兴起；9月，叶企孙携同他的得意弟子熊大缜一起南下，因患伤寒病滞留天津。恰在这时，有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的张珍受组织之命在平津物色和动员可靠知识分子去冀中抗日根据地协助解决医药、通讯、以及杀敌武器等方面的技术问题。张珍辗转找到熊大缜。熊开始没有立刻决定，因为他须要同他的叶老师商量。叶企孙本来已安排他去德国留学，先是犹豫，但出于民族大义，最终还是同意熊去冀中参加抗日大业。随后，叶企孙自己也投入进去。（先后投入这一事业的还有汪德熙、林风、葛庭燧、胡大佛、李广信、钱伟长、张瑞清等。）他们不断为根据地购买或制备无线电报机，电台，医疗物品，用具，制造炸药、手榴弹、地雷等，多次用这些自制武器炸毁敌人火车、桥梁，为全民抗战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1937年秋末，叶企孙的秘密活动被敌人发觉，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在中外友人的协助下，急急离开天津，经上海、香港前往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1月滞港期间，为筹款支援冀中，曾晤见蔡元培，请其作函，持以往访宋庆龄。据蔡氏《杂记》手稿：“企孙言平津理科大学在天津制造炸药，轰炸敌军通过之桥梁，有成效。第一批经费借用清华公款万余元，已用罄，须别筹，拟往访孙夫人，嘱作函介绍，允之。致孙夫人函，由企孙携去。”月底抵昆明。1939年1月，在《今日评论》上以唐士为笔名发表《河北省内的抗战概况》，动员科技人员去冀中支援抗日第一线。……但是，在1939年根据地锄奸运动中，熊大缜被诬为特务而处死，蒙冤达数十年之久；后来在“文革”当中，叶企孙又受株连：被诬陷为c．c．特务，将他逮捕拘留一年多，释放后，仍继续审查，使他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67年6月，叶企孙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抄家，停发工资，送往“黑帮劳改队”。1968年，中央军委办公厅将他逮捕关押。1969年，被释放，但北大的红卫兵组织继续对他实行“隔离审查”（叶时已身患多种重病）。从1970年起，每月只发50元生活费，仍被隔离审查。1972年5月，北京大学有关方面对他作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宣布对他的“专案审查”撤销，但仍未完全恢复自由。6月，恢复教授待遇，给了住房（北大公寓），发给原工资。但仍处被隔离状态。1975年，被解除隔离。1977年，他的病情急剧恶化，被送往医院，l月13日去世，终年79岁。
1992年4月，清华举行“叶企孙奖第一届授奖会”，并纪念他逝世15周年，才对他的生平业绩作了较公正的评价。清华大学校长出席并讲了话。会后陈岱孙、赵忠尧、钱临照、孟昭英、王淦昌、任之恭、林家翘、杨振宁、吴健雄等127位海内外老学者联名呼吁在清华校园里建立叶企孙铜像，以志永久纪念……
叶企孙在精神和肉体均受到严重折磨期间，无论受多大委屈，都不向别人倾诉，而是默默忍辱。只有一次，曾把南朝史学家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中的一段话指给一位知友看：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知悉。
其高尚风骨铮然语间，昭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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